当天下午，班副“元首”，坐着生产地的拉羊粪卡车，兴高采烈地种菜去了。

其他战士也都一个一个被领走了。

战士们走完，我才背着背包离开了新兵连。全班比较，还数我分的比较好：到教导队去学习。因教导队离新兵连比较远，得到一个军用小火车站去搭火车。排长也要离开新兵连回老连队，也要搭火车，于是我们两个同行。离开了新兵连，排长放下了他的架子，与我说这说那。可我老打不起精神。

排长问：“你怎么了？”

我说：“排长，我心里有些难受。”

“怎么了？为李上进？”

我摇摇头。

“为王滴？”

我摇摇头。

“为‘元首’？”

我摇摇头。

“为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那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接到我爹一封信。”

“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

他瞪着眼睛问：“那为什么？”

“信上说，‘老肥’死了。”

“啊？”他一下跳出丈把远，吃惊地望着我，“这怎么可能？”

我把爹来的那封信，交给了他。

信是下午收到的。爹在信上说，“老肥”被部队退回去以后，没有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就在家里种地。一次三天不见他露面，家里着了急，托人四处找，最后在东北地的井里发现了他，尸体已经泡得像发面窝窝。村里人都说，可能是打水的时候，他的羊羔疯又犯了。

排长抖着信说：“他羊羔疯又犯了，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禁不住哭了：“排长，我了解他，他决不是羊羔疯犯了。”

“那是什么？”

“他一定是自杀！”

“啊——”排长瞪大了眼珠。

我们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没有说话。

快走近小火车站时，排长又问：

“多长时间了？”

我说：“信上不是说了，快半个月了。”

“你告没告诉班里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戈壁滩的天，是那样青，那样蓝。迎头的东方，推出一轮冰盘样的大月亮。

火车已经“嗷嗷”地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1987.9.北京十里堡

（原载《青年》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