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刘忙问，难道后来他又跟您提过“我想跟你谈谈”？

包老太太拖着长声说，提——差不多每隔一年他就跟我提一回。但是我也积累了一点经验，每回听他说到“我想跟你谈谈”，我就立刻拿话把下半句挡回去。小刘说您这叫将“离婚”二字扼杀在摇篮里。

包老太太想了想说，摇篮这个词太温馨了，把“离婚”放在“摇篮”里好像“离婚”本是个招人怜惜的小婴儿。咱们不说把“离婚”扼杀在摇篮里，咱们说把“离婚”扼杀在喉咙里。

小刘又作感叹了：把一个人喉咙里的一句话扼杀四十多年，那该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和多么坚韧的神经。可见包老太太这两样全不缺少。三十岁那次的谈判若说是即兴的救急，三十岁之后的所有抵挡便可称作是持久的战略了。包老太太用多于常人几千倍的话语灭了户老先生一条小小的喉咙。她的那些话，像机关枪，像迫击炮，像年节的响鞭，像春日的花骨朵，像漫天的鹅毛雪片，像感伤的沥沥秋雨，像老娘儿们的饶舌，像小姑娘的俏皮……都是些好言好语，美哉善哉！她不仅把它们滔滔滚滚奉献给户老先生本人，她还把它们传递给所有与他有关的人，再由那些有关的人传递给他本人。

户老先生学校的领导看望病中的户老先生来了，包老太太望着眼睛微闭的户老先生，跟领导讲述户老先生的美德，说户老先生为什么身体这么虚弱，都是为这个家所累。

他的胃不好，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把细粮留给孩子了，自己净吃些高粱米山药面。儿女们回来了，包老太太跟他们说，你们五个人对我好是好，可你们对我的好，加在—块儿也抵不上你爸一个小手指头。

孙子外孙子一见面，包老太太又说了，爷爷可比奶奶疼你们，知道什么叫疼吗？就是打心窝儿里惦着呀！

……

谁也不知道户老先生怎么琢磨包老太太这些好话，也许他想，你说的那个人他不是我呀。也许他想，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也许他想……他想什么有那么重要么，再不是那个人，说了四十多年也被说成是那个人了，那个没有丁点儿瑕疵、根本不知离婚为何物的好人。

包老太太不仅说得好，并且身体力行。三十年前家庭经济状况一般，但户老先生的牛奶、啤酒和“前门”、“恒大”香烟就没有断过。这些年经济状况好了，每次出去拍电视剧，她也能从剧组分上万儿八千的。她给他买加厚羊绒衫，买时髦而又舒适的“爱步”休闲鞋，买“昂立一号”和“脑白金”。又比方这次表彰会，为什么包老太太不顾春节在即非来不可呢？她对小刘说，那也是为了户老先生啊。会上有奖金呀有礼品呀。她要怀揣奖金手提礼品回家，这不叫俗，纯属爱的奉献。她要回到户老先生的病床跟前让他看一看，这就是他的老伴，四十年前想要与之离婚的那个老伴。小刘啊，他不曾有过的风光如今都集于你包老师一身了。

表彰会的日程是三天，第一天和第二天，白天照例是包老太太和小刘去开会听报告，小刘女儿拉上窗帘蒙头睡觉。到了晚上，小刘女儿戴着包老太太的假发套上网，小刘就和摘去假发套、撤掉“尿不湿”的包老太太聊天。这时候，如果包老太太的手机不响，这间酒店客房的景致颇有几分平安与浪漫。不幸的是包老太太的手机响了，那边传来哪个子女的声音，告诉她说户老先生又一次大面积心梗，很危险，很危险。

这边包老太太赶紧跟小刘说了情况，小刘跑去会务组要车，小刘女儿帮着包老太太收拾东西。车子很快就停在酒店大门口，包老太太被小刘搀扶着，连小刘女儿的那声“姥姥再见”都没有听见，就直奔了火车站。

深夜把包老太太送上火车的小刘回到酒店房间，一看见坐在电脑前仍不罢手的女儿，方才发现包老太太的假发套还在女儿头上扣着。

有一天，户老先生离世后的一天——户老先生就在那天深夜包老太太回家途中悄然离世，包老太太清洗他的衣物和他在医院用过的器皿。在用洗洁精刷洗他临终前一直使用的一只搪瓷口杯时，她觉出杯底有点硌手。包老太太将杯子翻个底朝上，只见杯底上贴着一小块橡皮膏——护士输液时固定针头的橡皮膏吧，橡皮膏上有一行圆珠笔小字：我想和你离婚。

惊愕之中的包老太太再也想不出有什么词汇能够形容她此刻的心情，这耸人听闻的六个字仿佛死者从另一个世界给她的来函，又像是那人对她一生“护婚”的最后报答。想必，书写这“来函”，实施这“报答”，同样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神经。

又过几日，包老太太收到一个寄自省会的快递小包，是小刘寄还给她的假发套。这物归原主的假发套让包老太太的头顶掠过一阵嗖嗖的寒意，也才意识到，她已多日不用头套了。她忽然想起一出老歌剧里的一句唱段：“砍头好比风吹帽……”那是革命者的潇洒，用在包老太太身上应该换成“砍头好比风吹假发套”啊。

现在，曾经“吹”走的假发套已然回来，而包老太太的头还在肩膀上安稳着。生活却是费解的。包老太太永不再看那只贴有橡皮膏的搪瓷口杯，但橡皮膏上那六个字，那六个因杯底和桌面的摩挲而显脏污的六个字，却化作了户老先生的声音。那声音是细小的，如包老太太和小刘在酒店客房昏暗的光线下对答时的那种气声：轻巧的，套近乎的。

不绝于耳，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