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去日本的主意挺不错，反正下星期我得到洛杉矶去搞那部电影，所以去日本也只是增加一点点路程而已，况且最近我和詹娜丽老闹别扭，得离开她一段时问。www.xiashucom.com我知道她会把我去日本的事当做是对她个人的报复，如果她真的有这种想法就太中我的下怀了。

维丽问我准备在日本呆多长时间，我说大概一星期左右。她并不在乎我的离开，这几年来，她对此事从来不在乎，实际上她倒喜欢我离开家，因为我在家时总是烦躁不安，太神经质了。可能正因为这样，她经常去探望她的父母和其他家族成员，而且总是拖儿带女一起去。

我飞到了拉斯维加斯，科里和那辆罗斯莱斯已在停机坪上等候我，于是我就不必经过机场大楼，这使我轻松多了。很久以前，科里就曾对我解释过为什么他有时要在停机坪接客人，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开联邦调查局的摄像机对到埠旅客的监控。

机场大楼所有的大门通道都经过一个中心候机室，此室的上面安装着一个巨钟，在钟的后面有一个特别的装置，里面隐藏着许多摄像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那些由世界各处大量涌入的迫不及待的赌客，到了晚上，联邦调查局的值班人员就会根据被通缉人员的名单来彻底搜索他们是否在片子里出现。那些大模大样的打劫了银行的匪徒，盗用了公款后在逃的罪犯，制造假钞的骗子，绑架人质得逞的恶棍，敲诈勒索成功的案犯等等，在他们还来不及把不义之财赌掉之前就被逮捕归案时，总是会因此而吃惊不已。

我问科里他如何得知这些内幕新闻，他说他曾请过一个以前当过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的人当酒店保安队的头头，情况就这么简单。

我这次注意到科里亲自驾车，没有司机跟随，他绕过机场大楼到行李认领处，我们坐在车里等我的行李由传送带送过来，这时科里扼要地把情况告诉了我。

他首先提醒我不要和郭鲁尼伏特说我们第二天一早去日本的事，要装着我是来赌博和度假的，然后他告诉我这次去日本的任务是把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偷运出日本，以及承担的风险。他很诚恳地说：“我认为没有什么危险，但也许你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你不想去，我绝对不会怪你。”

他知道我无法拒绝他。我欠他的情，实际上我欠了他两次人情，一次是免去了我坐牢之苦，另一次是把我存在他那里的三万多美元在所有的麻烦都过去之后交还给我。他还很周到地用面额20美元的钞票凑齐了这三万美元，可真难为了他。我把这些钱存进了维加斯的一家银行，掩护的借口是我赌赢了钱，万一被查问起来，科里和他手下的人会帮我回这个谎的。后来事情也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军队预备役的丑闻全过去了。

“我一直盼望有机会去日本，”我回答他说，“我愿意当你的保镖，我要不要带支枪？”

科里一听满脸惊讶，赶紧说：“你想我们两人都去送命？见鬼了！如果他们想从我们手中把钱拿走，就让他们拿去好了。我们的保护神就是机密和行动迅速，我全安排好了。”

“那你要我去干什么？”我问他。我既好奇又有点担心，实在不能理解他的用意。

科里叹了口气说：“去日本的路程很遥远，我需要旅伴，我们可以在飞机上玩游戏，在东京游览和寻找一些刺激，另外，你是个大个子，如果碰上哪个小毛贼想谋我们的钱财，你可以把他们吓跑的。”

“那好吧。”我说这话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半信半疑。

当晚我们和郭鲁尼伏特共进晚餐，他看起来气色不佳，但一讲起他早年在拉斯维加斯的故事来仍滔滔不绝，浓厚的创业兴趣丝毫不减当年，特别是那段有关在联邦政府派大量侦探和会计到内华达之前，他如何在不必交税的情况下发达起来的经历。

“一个人必须在黑暗中才能富起来。”郭鲁尼伏特教诲道，这是他的颠狂之所在，就像奥萨诺对诺贝尔奖的狂热一样。“在这个国家里的人，都只有在黑暗中才能富起来。数以千计的小商店和企业都拼命避免被挤到顶层去成为众矢之的，大公司则努力创造合法的黑暗平原，但是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家能有在维加斯这么多的机会。”郭鲁尼伏特弹了弹雪茄烟的边缘，颇感满意地说：“这就是为什么维加斯比他们强大的原因。一个人在这里从黑暗中富起来要比在其他地区容易得多，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科里说：“墨林只是今晚在这里过，我打算明天和他一起去洛杉矶，买些古玩，我还可以顺便去会会那些在好莱坞赊欠了我们筹码的人。”

郭鲁尼伏特深深地吸了一口哈瓦那雪茄后才说：“这主意很好，我的礼物都快送完了。”他说到这里忽然忍不住笑了起来，“你们知道我是从哪里受到启发要给赌客送礼的吗？是从一本1870年出版的有关赌博的书那里受到启发的，看来教育的确伟大。”他呼了口气并站了起来，这是要我们告辞的信号。他和我握了握手，热情地把我们送到他套间的门口，在我们即将步出门口时，郭鲁尼伏特突然正色地对科里说：“一路平安！”

我和科里站在酒店外面的梯形台阶式的人造草坪上，沐浴着沙漠的月光，望着这里长长的街道上那些红红绿绿、绵延不断的万家灯火，以及远方那笼罩在夜幕之中的沙漠和群山。“他知道我们准备出发了。”我对科里说。

“如果他知道就由他知道好了。”科里说，“早上八点吃早餐时见，我们得一早出发。”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拉斯维加斯飞往旧金山。科里带了一只巨大的棕色的皮箱，箱子的四个角都用发亮的铜片加固，箱子的表面还缠绕着几根钢条，箱上的锁也很复杂，整个箱子看起来非常坚固。“它绝对不会散开来的，”科里说，“另外它也很容易在行李车上辨认出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皮箱，所以也同意科里的说法。“这是我在洛杉矶买的古董。”科里得意地补充道。

我们在飞机起飞前15分钟才登上一架日本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是科里有意安排得这么紧迫的。在漫长的飞行中我们玩赌博游戏来消磨时间，我的手气很好，玩到飞机在东京着陆时，已经足足赢了科里6000美元，科里对此似乎毫不在意，他只是拍拍我的背说：“我在回家的路上肯定会赢回你的。”

我们从机场坐出租车去我们下榻的东京的旅馆。一路上，我眼都不眨地望着车外，想好好见识一下这座远东的名城，可惜它看上去很像纽约，只不过稍为寒酸一些，更烟雾腾腾一些，没有纽约的范围那么大，行人相对矮一截，建筑物也没那么高。东京那灰暗的天空更像是缩小了的终日被飞机频繁经过的熟悉的纽约的天空。我们进入市区时，看见路上的行人普遍戴着外科大夫们常用的口罩，显得很古怪。科里告诉我，日本人在市中心为了防止由于吸入污染严重的空气而患病，所以都戴这种口罩。

我们经过的楼房和店铺看起来好像是木制的，就和拍电影用的布景差不多，不同的是它们与那些现代化的摩天大厦和办公楼混合在一起，很有点古今合一的味道。街道上有许多穿西装的行人，也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妇女身穿和服，她们看起来有点像是美术拼贴，令人眼花缘乱。

酒店太让人失望了，它完全是现代化的美国式建筑，宽敞的大厅里铺着巧克力色的地毯，摆了许多黑皮沙发。坐在沙发上的矮小的日本人大部分都穿着西装，手里拿着公文包。这酒店和纽约的希尔顿酒店没有什么两样。

我忍不住问科里：“东方就是这个样子？”

科里有点不耐烦地摇摇头说：“我们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我要办公务，办妥后，晚上我会带你去见识一下真正的东京。别担心，你会玩得很痛快的。”

我们住在一个有两间卧室的套间里，各人打开自己的皮箱。我瞟了一眼，发现科里的那个用钢条加固的巨无霸里的东西极少。由于旅途劳累，尽管东京时间只是下午六点，我们已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敲我的房门，我听见科里说：“该起床了。”可是从窗口望出去，只见黎明刚刚到来。

他已叫人把早餐送到套间来了。它们更让我失望，我开始觉得我不大可能看到多少具有东京特色的东西了。我们吃的是鸡蛋和咸猪肉，喝咖啡和橙汁，早餐中甚至还有英式的松饼，唯一表现东方风味的东西就是烙饼。这种烙饼很大，也比我们美国的烙饼厚两倍左右，与其说是烙饼，更像是巨大的面包块，只不过颜色是病态的黄色而不是棕色的，我尝了一块，我敢发誓吃起来像鱼的味道。

我问科里：“这些究竟是些什么玩意？”

他告诉我：“是用鱼油煎的薄饼。”

“我要晕倒了！”我说着就一把将盘子推到他的跟前。

科里津津有味地把它们全吃完了，还说：“看起来你得适应这里的食物。”

在喝咖啡的时候，我问他：“今天有什么节目？”

“今天可是个外出游玩的好天气，我们出去散一会儿步，我会把活动内容告诉你。”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间里谈正经事，怕房里装有窃听器。

我们出了酒店，天色还早，太阳刚出来。我们拐进了一条小街，这里才使我突然觉得是到了东京：矮小而又摇摇欲坠的房子，小型楼房挤在一块一眼望不到尽头，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垃圾堆成一堵墙似的。

街上的行人很少，一个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我们身边擦过去，他的黑和服在他身后飘扬着，两个穿着卡其衣服，戴着大口罩的瘦高个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吓了我一跳，等那两人走进另一条小街后，科里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天，那些口罩真令人心惊胆颤。”我解嘲道。

“慢慢你就会习惯的。”科里对我说，“现在你要仔细听我说，我希望你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免得会出差错。”

我们沿着灰绿色的垃圾墙走，科里告诉我他准备偷运价值200万美元的日元出境，而日本政府有严厉的法律监控日本货币出口。

“如果我被抓住的话，我就得进监狱，”科里说，“除非文郎肯承担部分责任，或者文郎愿意和我一起去坐牢。”

“那我呢？”我问他，“如果你被抓住，难道我还能逃脱？”

“你是个著名的作家，”科里说，“日本人非常尊重文化，他们仅是把你驱逐出境，你只要守口如瓶就行了。”

“这么说，我来这里就只是痛快地玩耍啦？”我知道他诡计多端，我要让他知道我明白他的手法。

这时我忽然又想到另一件事：“我们又有什么办法通过美国的海关呢？”

“我们不必通过美国海关，”科里回答我，“我们把钱带到香港就行了。那里是个自由港，只有持香港护照的人才需要过香港海关。”

“上帝，现在你又告诉我要到香港去，到了那里还要去哪儿？去西藏？”

“严肃一点吧，”科里说，“别紧张，一年前我带着小量的货币已经试验过一次。”

“给我弄一支枪来，我可是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的，你这个笨蛋，让我有还击的机会总比坐以待毙好。”我是笑着说这番话的，也只好这样了，科里已经把我给紧紧套住。

科里居然听不出来我是在开玩笑，很认真地说：“你不能带枪，日本所有的航空公司都有电子安全装置检查人身和手提行李，大部分航班还检查旅客的托运行李。”他停顿了一会儿才继续往下说：“唯一不用x光检查旅客托运行李的航空公司就只有国泰。如果我出了差错，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身带200万美元在香港该怎么办才好，那可是要冒随时都有可能遇害的危险的。”我对他说。

“别担心，”科里宽慰我，“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我们一定能够顺利过关。”

我虽然在笑着点头，其实心里虚得很，又问他：“如果万一真的出了事，那么我在香港干什么？”

科里说：“去二叶银行要求见副行长，他将会收下钱并且把它兑换成港币，还会给你开张收据并要你付出大约两万元的手续费，然后他又再把港币兑换成美元并要求你再付五万元的手续费，接下来银行就将美元汇到瑞士，并且再给你一张收据。过一个星期之后，桑那都大酒店就会收到瑞士银行寄出的从那200万美元中扣除了香港银行的手续费后剩下的钱的汇单。情况就这么简单。”

在我们往酒店走的回程中，我默默地考虑了一阵子，最后又忍不住重复那个老问题：“你究竟为什么需要我来？”

“别再问我问题了，好不好？就按我说的办。”科里说，“你欠我的人情，对吗？”

“对。”我说。既然已经说到这一步，此后我就再也不提任何问题了。

我们回到酒店，科里打了几个电话，都是用日语交谈的，然后他对我说他准备出去，并吩咐我道：“我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回来，但也许会更晚一些，你就在这房间里等我，要是我今晚回不来，你明天一早就自己坐飞机回家，好吗？”

“好的。”我也只能悉听尊命了。